关于严格进口售付汇及核销管理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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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格进口售付汇及核销管理的暂行规定
关于严格进口售付汇及核销管理的暂行规定
1995年11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
为完善贸易项下的结售汇管理规定和进口付汇核销管理规定，统一、规范外汇指定银行在售付汇和进口付汇核销管理规定，统一、规范外汇指定银行在售付汇时的手续，特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进口贸易项下用信用证和托收方式结算货款的，外汇指定银行在售付汇时必须严格按合同的规定和信用证、托收的要求执行，从严审核有关单据，不得提前售付汇，单据不全不得售付汇。核销时仍按同步核销规定办理。
第二条 进口贸易项下除信用证和跟单托收外以其它方式（如Ｔ／Ｔ等）结算货款的，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售付汇时必须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1．售付汇申请人有正本合同、提单、报关单及其它有效付款单据；
2．上述单据中，提单上列明的提货人（提单抬头）和报关单上的“经营单位”必须与合同中列明的买方（进货人）的名称相互一致；
3．外汇指定银行只能为同城经营的售付汇申请人办理售付汇手续。
外汇指定银行按上述规定付汇后即可办理同步核销。
第三条 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单到付款和无法提供报关单和提单的售付汇时，按下列规定办理：
1．单到付款的凭进口单位出具的进口合同和保函办理售、付汇。保函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保函到期前有关单位应到原付汇的外汇指定银行按本规定第二条办理核销。遇有特殊情况时进口单位可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展期。外汇指定银行对上述付汇必须专项立卷跟踪核销，并如实向外汇管理局报告跟踪核销情况。
2．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资料费、技术费、信息费等属于贸易项下的货款但无法提供报关单和提单的售、付汇时，应凭进口单位出具的进口合同和有本单位负责人签字的说明办理售、付汇，并办理核销手续。
第四条 各地海关应按署监〔1994〕844号文的规定为进口单位出具一联进口报关单，并加盖海关验讫章。
第五条 未按上述规定执行售、付汇及核销的，外汇管理局将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六条 现行售付汇规定中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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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患纠纷的预防及解决
张全生
内容提要：本文从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的心理状态以及处理医患纠纷的渠道，进行全面分析，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预防医患纠纷的发生和及时、公平、合理的处理医患纠纷。尽量做到医患纠纷出现后医方的医疗秩序和患方的生活秩序不受大的影响，从而使目前的医患纠纷中处于比较紧张的医患矛盾趋于缓和。
关键词：医患纠纷；预防；解决
正文：
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给人们带来大量物质财富，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意识由改革开放之前的重视精神生活，日益演变到现在的注重追求物质利益，从而人际关系也日益物质化。在目前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中好人做好事得不到人们的赞誉，见义勇为者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回报。本来是很正常的逻辑思维，却无辜的在人们心目中无端的产生了几个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下降，彼此缺少应有的诚信。医患纠纷的发生和愈演愈烈正是局部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
一、医患纠纷的发生原因：
（1）、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事故的发生、处理方面的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
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主导下，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无利严管理、乱管理，有利轻管理、不管理。从体制上、制度上造成医疗服务市场的混乱和无序，按照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2条、39条、42条、43条、46条、55条、56条、58条规定，医疗事故发生后县级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进行调处和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并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给与必要的行政、纪律处分，57条对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工作人员在鉴定过程中违规行为也作出明确规定。可事实上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事故中要么是机械的执行法律条文，要么是在执法过程中明显偏袒医方，不能秉公执法、公正处理，处理结果以法律规定相差甚远，更不用说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要求赔偿的心理期望值。河南登封县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给人们心目中造成挥之不去的伤痛。因此，医患纠纷在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时不能得到及时的化解，案例大量存在……
（2）、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偏重经济利益，轻视人际伦理，风俗良俗等方面的追求。
人生价值的体现，表现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的行业。一般说来，只要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和谐有利的，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现在他们的思想在世界上仍然比较出名。年轻的战士雷锋，走过自己短短的26年人生之路，却能够名垂青史，更使凭他那熠熠发光的助人为乐的精神而著称于世，并不断被世人所推广。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无数革命先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牺牲自己闹革命，那时我方的条件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军事装备都远不如敌对一方，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厚重彩的一笔，不是他们这些人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他们给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那时人们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时时讲团结处处比奉献，虽然处在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的年代，但人们毫无怨言。市场经济虽然主要是以物质的使用价值为考量对象，在物欲横流到处都充满着各种诱惑的今天，由于长期以来轻视精神方面的教育，使现在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许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人们的世界观发生裂变时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吧。在这种社会的大背景下，医院及医院的医护人员医德远不如从前，他们的一切诊疗行为都围绕经济利益转，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6条明文规定于不顾，做出一些侵害患者身体健康的行为，这才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各自的利益，在得理不让人，无理也要抢占三分的情形下，双方矛盾必定尖锐无疑。
（3）、医院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草菅人命，是医患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患者发生疾病，很自然的就想到医院，这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人很自然的选择，作为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可医院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论他是不是医护人员，就让他穿上医院的标志服，更有甚者让其坐门诊给患者看病，有的医院把门诊病房和关键科室发包或承租给他人进行经营，有的医院给医生下发经济指标，迫使医生不得不故意放弃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经过无数次临床实践证明并行之有效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患者一旦来看病，就让患者做CT、B超、彩超等等检查和名目繁多的化验，一系列凭仪器进行的检查及化验都做完，结果倒是完全正常，可是患者需支出检查、化验费用少的数百元多的近千元，医护人员在进行检查化验时有时还会发生仪器操作及观察方面的失误使患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医护人员为了完成医院下发的经济指标，故意开刚上市的价格昂贵新药而放弃同样能治病价格低廉的药品，无论并大病小都竭力主张让患者住院，都让患者打点滴，……，医生给患者无论是看病、检查、化验、开处方、到药房拾药还是在手术室做手术，患者手术后在住院期间的护理，乃至出院时的结账的每一个环节，患者一直处于担心忧虑的状态。医疗过错和医疗伤害的不断发生，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方的蛮横，处理医患纠纷的政府部门不能依法办事，使患者感到维权的艰辛，从而导致患者有病不敢到医院医治。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患者在有病后到市级、省级医院花掉数万元的医疗费最后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之后最后在有病乱求医的思想指导下找到一些农村的老中医，结果吃上两副中药花上十几元钱病就好了，我们知道医治患者的疾病受患者的自身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医院医护人员医德方面的问题，致患者白白的花掉医疗费对患者的病非但没有医好况且还会是患者的病情加重的案例发生。更有甚者医生在给病人开处方时开大处方，一个处方少的近百元多着上千元。有的医院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采取非正常的进药渠道，药价层层加码，导致药价虚高。假药、劣药充斥医院药房，坑害患者。一个平常的头疼感冒在本来花上几元钱都能看好的病而在某些医院往往要花上几百元才能医好，这样就形成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患者有病在医院看不起病，医院的病号就少，医院病号少，经济收入就少，由于医院经营者主导思想没有变，在经济收入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的高额利润，把提高服务标准和医疗服务的价格作为扭转医院效益下滑的主要措施，这样以来，患者到医院看病的就更少，长期下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不变，在给患者做手术时利用职权向患者家属吃、拿、卡、要，患者家属在不能使医护人员满意的情况下，医生在做手术时敷衍了事，心不在焉。有的医生给病人做过手术后，把纱布、手术器械留在患者的腹腔内，有的手术后却发现病灶未处，而是误切人体正常器官。或者伤害体内其他正常器官，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有的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借用媒体和学者、影星的名人效应对外作虚假宣传，雇用医托欺骗患者，…………。医院的上述行为无不是以损害患者地利益为代价，来换回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这是形成现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局面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4）、普法宣传的深入，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和逐渐提高，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次要原因。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我国建国以来法制建设速度最快的三十多年，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日益完善，使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之内正常有序进行。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普法宣传，群众的维权意识空前提高。对于医院的一些不合法，不符合医疗法规和医疗常规的过失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质疑，由于双方的立场不一致和利益的对立性，必然促使医患双方矛盾和纠纷的发生。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当事双方态度和方法的失当，再加上卫生行政机构的不公正的处理，使医患纠纷的矛盾不断升级，严重的影响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不同程度的侵害患者的利益。再者，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缺乏，把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些正常无过错行为而出现的意外结果，误认为医院有责任，并且固执己见。他们在社会闲散人员的蛊惑下寻衅滋事，医患双方关系紧张，这也是发生医患纠纷的另外原因。
（5）、宣传媒体的广泛发展，医患双方把本来不具有可比性的案例强行进行比照，加剧了医患双方矛盾解决的难度。
广播、报纸、电视、手机、网络五大宣传媒体的共存，使我们快速的进入了信息时代，快捷、海量的信息使我们增长了知识，及时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一旦遇到麻烦，上网查找法律依据和寻找有关案例，成为一般人的首选。再加上家电下乡的推广，更加快了电视、手机、网络在群众中的的普及程度。由于当事人是在医患纠纷发生后才着手向有关人员进行咨询，查找法律依据和有关案例，时间紧，任务急和对案情了解的不系统，即便是有时找律师和专业人士咨询，难免会出现与自己的案情不相符合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医患双方依据自己查找的依据，固执己见，互不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医患双方的矛盾，为医患双方矛盾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二、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的心理状态
医患纠纷发生后，从医院的角度考虑有三种心态即：一种是医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脱责任拒不担责的“躲避型”担责原则，第二种是医院在患者有证据证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有明显过错时，利用自己现有的社会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恫吓、虚假承诺、欺骗等不法手段，以达到给患者象征性补偿，明显袒护直接责任人使其规避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处罚的“象征性”担责原则，第三种是医院本着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给患者造成多大的损失就赔偿多少损失，对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其过错程度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的“实际担责”原则。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也有三种心态即，站在承担责任的角度考虑，一种是经济上的“补偿型”担责原则，一种是经济上的“获利性”担责原则，第三种即为让有过错的医院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根据医护人员的过错程度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实际型”担责原则。发生的每一期医患纠纷，医院无论过错大小，给患者造成的伤害既有经济方面的损失，又有精神方面的伤害。在医患纠纷中，较轻的医疗伤害使患者要忍受由于医院处理不当给他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和巨大的精神上的伤害，有的精神上的痛苦会伴随患者终生，重的医疗伤害会给患者造成终身残疾，有的甚至丧失生命。患者无论受到是哪一种伤害，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患者一人，还有患者的家属。由于患者在医疗伤害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永远都是受害者，患者利用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及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了解而提出“象征型”经济补偿，或者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欠缺在发生医疗伤害后，出现的心理不平衡的报复心态，要求医院作出远远超出当地生活标准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的“获利型”赔偿。对于由于医疗伤害致人死亡的适当高于当地生活标准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在患者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患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雇佣“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医闹”迫使医方就范，或者患者家属通过上访的渠道向医方施加压力，患者的不得已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也是医院或医患纠纷处理部门不能秉公处理而带来的后果。第三种是根据医方的过错程度在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进行填补式的赔偿外同时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直至开除公职，对于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医疗事故罪或非法行医罪的刑事责任的“实际型”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双方可以通过和解、调解、诉讼的办法解决，可是在双方的和解中，只有医院的象征性补偿与患者的补偿型的心态相对应双方才有达成一致的赔偿协议的基础，双方的其他心态的组合而达到和解的结果，司法实践中无一成功的案例予以佐证。而医疗事故的处理机关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无论是和解还是调解都是以受害人的让步为前提，这本来就是受害人权利的损害，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中，事实上又往往明显的偏袒医院，这样患者的权利在诉讼之前的和解及调解阶段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有医患纠纷的处理机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公平处理，真正做到秉公执法，才能是患者信服，医患纠纷才能得到及时解决。
三、处理医患纠纷的渠道和方法：
通过上述的分析，医患纠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社会原因和现实的条件，社会是在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人们也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变得成熟，我们应当能够正视这种现象。
（1）在医疗机构的设立、医院的资质、医护人员的职称评定、医护人员的资格考录等行政许可方面，卫生行政部门要采取坚强有效的措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防止鱼龙混杂
针对医患纠纷的存在，在医患纠纷发生之前，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院的设立方面的审批、医院的资质、规模、医士资格、护士资格考录，医士、护士人员的配备，医疗器材配置，医生护士的职称评定等方面严格把关，用制度管人，用制度办事，坚决杜绝制度外暗箱操作和工作人员的变通做法，各方面制度制定时要民主，要科学，并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对于拥有行政许可大权的卫生行政部门首长和部门领导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换法的、权钱交易的违规违法行为，一旦发现轻则给与行政处分重则予以撤职，触犯刑律的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不断加大违法违规人员的违规违法成本，取消行政首长的一支笔制度。在行政许可方面实行流水作业的方式，并且各个环节相互衔接和彼此监督，采取、推广并逐渐扩大和认真落实公示制度，用制度约束行政首长和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严厉打击社会上广泛存在，而被某些所谓有门路的人屡试不爽的“潜规则。”
（2）在医疗机构的管理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动态管理方式，注重医护人员的医德建设，提高医护人员的责任心，把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一国两制”理论的国际法意义
倪学伟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深感它不仅是统一祖国的伟大理论，而且还突破了原有的国际法理论范围，是近年来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指导国际法的实践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一国两制”理论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在近代国际法中，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主要模式就是战争。近代国际法包括“平时法”和“战争法”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国际法的初期，“战争法”的地位远远高于“平时法”。近代国际法标榜国家拥有“战争权”，国家可以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或方法。哪个国家打赢了战争，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正义”、“真理”，就有权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战败国只能俯首称臣，百依百顺，最后沦落为附庸国、被保护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就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者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今天的国际和平得之不易，弥足珍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每个国家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解决争端的和平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人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邓小平 “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二、“一国两制”理论赋予了和平共处原则新的时代定义
列宁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一种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其基本涵义是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以前时期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1954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原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原则），同时又赋予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原则）新的时代意义，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原则，不仅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且同时又敦促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更要和平共处，以实现国家之间和平地共存，和平地友好往来，和平地解决争端，从而使和平共处原则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和平共处原则已经超越了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方针、政策的范畴，成为指导所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适用于现代国际法的一切效力范围，构成现代国际法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核心。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在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同时，也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使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
三、“一国两制”理论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中国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和主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它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不能被非法地分割和限制，也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针对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页）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有关割让和强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英国从来不曾在法律上合法地拥有过香港的主权。因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的移交绝不可能是主权的移交，中国方面是正义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英国则是把香港交还给中国。
“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同时香港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凡属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整体利益范围内的事务不得“自治”。具体说来，就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除此之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如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文化、体育等领域，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享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本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基于台湾的特殊现实状况，台湾除了享有与港、澳地区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外，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统一后的台湾不享有外交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总之，按照“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后，港、澳、台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独立权和终审权，但这些权力并不是港、澳、台地区所固有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基于主权而自动产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的，且都不拥有外交权，不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因此港、澳、台地区不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港、澳、台地区拥有的权力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是一种主权权力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表明，“一国两制”下的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同时又带有复合制国家的某些特征。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受到非法的限制或分割，在国际法上，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中国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具有完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张全生
内容提要：本文从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的心理状态以及处理医患纠纷的渠道，进行全面分析，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预防医患纠纷的发生和及时、公平、合理的处理医患纠纷。尽量做到医患纠纷出现后医方的医疗秩序和患方的生活秩序不受大的影响，从而使目前的医患纠纷中处于比较紧张的医患矛盾趋于缓和。
关键词：医患纠纷；预防；解决
正文：
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给人们带来大量物质财富，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意识由改革开放之前的重视精神生活，日益演变到现在的注重追求物质利益，从而人际关系也日益物质化。在目前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中好人做好事得不到人们的赞誉，见义勇为者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回报。本来是很正常的逻辑思维，却无辜的在人们心目中无端的产生了几个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下降，彼此缺少应有的诚信。医患纠纷的发生和愈演愈烈正是局部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
一、医患纠纷的发生原因：
（1）、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事故的发生、处理方面的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
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主导下，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无利严管理、乱管理，有利轻管理、不管理。从体制上、制度上造成医疗服务市场的混乱和无序，按照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2条、39条、42条、43条、46条、55条、56条、58条规定，医疗事故发生后县级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进行调处和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并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给与必要的行政、纪律处分，57条对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工作人员在鉴定过程中违规行为也作出明确规定。可事实上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事故中要么是机械的执行法律条文，要么是在执法过程中明显偏袒医方，不能秉公执法、公正处理，处理结果以法律规定相差甚远，更不用说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要求赔偿的心理期望值。河南登封县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给人们心目中造成挥之不去的伤痛。因此，医患纠纷在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时不能得到及时的化解，案例大量存在……
（2）、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偏重经济利益，轻视人际伦理，风俗良俗等方面的追求。
人生价值的体现，表现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的行业。一般说来，只要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和谐有利的，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现在他们的思想在世界上仍然比较出名。年轻的战士雷锋，走过自己短短的26年人生之路，却能够名垂青史，更使凭他那熠熠发光的助人为乐的精神而著称于世，并不断被世人所推广。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无数革命先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牺牲自己闹革命，那时我方的条件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军事装备都远不如敌对一方，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厚重彩的一笔，不是他们这些人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他们给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那时人们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时时讲团结处处比奉献，虽然处在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的年代，但人们毫无怨言。市场经济虽然主要是以物质的使用价值为考量对象，在物欲横流到处都充满着各种诱惑的今天，由于长期以来轻视精神方面的教育，使现在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许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人们的世界观发生裂变时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吧。在这种社会的大背景下，医院及医院的医护人员医德远不如从前，他们的一切诊疗行为都围绕经济利益转，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6条明文规定于不顾，做出一些侵害患者身体健康的行为，这才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各自的利益，在得理不让人，无理也要抢占三分的情形下，双方矛盾必定尖锐无疑。
（3）、医院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草菅人命，是医患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患者发生疾病，很自然的就想到医院，这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人很自然的选择，作为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可医院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论他是不是医护人员，就让他穿上医院的标志服，更有甚者让其坐门诊给患者看病，有的医院把门诊病房和关键科室发包或承租给他人进行经营，有的医院给医生下发经济指标，迫使医生不得不故意放弃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经过无数次临床实践证明并行之有效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患者一旦来看病，就让患者做CT、B超、彩超等等检查和名目繁多的化验，一系列凭仪器进行的检查及化验都做完，结果倒是完全正常，可是患者需支出检查、化验费用少的数百元多的近千元，医护人员在进行检查化验时有时还会发生仪器操作及观察方面的失误使患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医护人员为了完成医院下发的经济指标，故意开刚上市的价格昂贵新药而放弃同样能治病价格低廉的药品，无论并大病小都竭力主张让患者住院，都让患者打点滴，……，医生给患者无论是看病、检查、化验、开处方、到药房拾药还是在手术室做手术，患者手术后在住院期间的护理，乃至出院时的结账的每一个环节，患者一直处于担心忧虑的状态。医疗过错和医疗伤害的不断发生，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方的蛮横，处理医患纠纷的政府部门不能依法办事，使患者感到维权的艰辛，从而导致患者有病不敢到医院医治。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患者在有病后到市级、省级医院花掉数万元的医疗费最后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之后最后在有病乱求医的思想指导下找到一些农村的老中医，结果吃上两副中药花上十几元钱病就好了，我们知道医治患者的疾病受患者的自身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医院医护人员医德方面的问题，致患者白白的花掉医疗费对患者的病非但没有医好况且还会是患者的病情加重的案例发生。更有甚者医生在给病人开处方时开大处方，一个处方少的近百元多着上千元。有的医院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采取非正常的进药渠道，药价层层加码，导致药价虚高。假药、劣药充斥医院药房，坑害患者。一个平常的头疼感冒在本来花上几元钱都能看好的病而在某些医院往往要花上几百元才能医好，这样就形成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患者有病在医院看不起病，医院的病号就少，医院病号少，经济收入就少，由于医院经营者主导思想没有变，在经济收入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的高额利润，把提高服务标准和医疗服务的价格作为扭转医院效益下滑的主要措施，这样以来，患者到医院看病的就更少，长期下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不变，在给患者做手术时利用职权向患者家属吃、拿、卡、要，患者家属在不能使医护人员满意的情况下，医生在做手术时敷衍了事，心不在焉。有的医生给病人做过手术后，把纱布、手术器械留在患者的腹腔内，有的手术后却发现病灶未处，而是误切人体正常器官。或者伤害体内其他正常器官，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有的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借用媒体和学者、影星的名人效应对外作虚假宣传，雇用医托欺骗患者，…………。医院的上述行为无不是以损害患者地利益为代价，来换回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这是形成现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局面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4）、普法宣传的深入，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和逐渐提高，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次要原因。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我国建国以来法制建设速度最快的三十多年，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日益完善，使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之内正常有序进行。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普法宣传，群众的维权意识空前提高。对于医院的一些不合法，不符合医疗法规和医疗常规的过失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质疑，由于双方的立场不一致和利益的对立性，必然促使医患双方矛盾和纠纷的发生。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当事双方态度和方法的失当，再加上卫生行政机构的不公正的处理，使医患纠纷的矛盾不断升级，严重的影响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不同程度的侵害患者的利益。再者，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缺乏，把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些正常无过错行为而出现的意外结果，误认为医院有责任，并且固执己见。他们在社会闲散人员的蛊惑下寻衅滋事，医患双方关系紧张，这也是发生医患纠纷的另外原因。
（5）、宣传媒体的广泛发展，医患双方把本来不具有可比性的案例强行进行比照，加剧了医患双方矛盾解决的难度。
广播、报纸、电视、手机、网络五大宣传媒体的共存，使我们快速的进入了信息时代，快捷、海量的信息使我们增长了知识，及时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一旦遇到麻烦，上网查找法律依据和寻找有关案例，成为一般人的首选。再加上家电下乡的推广，更加快了电视、手机、网络在群众中的的普及程度。由于当事人是在医患纠纷发生后才着手向有关人员进行咨询，查找法律依据和有关案例，时间紧，任务急和对案情了解的不系统，即便是有时找律师和专业人士咨询，难免会出现与自己的案情不相符合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医患双方依据自己查找的依据，固执己见，互不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医患双方的矛盾，为医患双方矛盾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二、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的心理状态
医患纠纷发生后，从医院的角度考虑有三种心态即：一种是医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脱责任拒不担责的“躲避型”担责原则，第二种是医院在患者有证据证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有明显过错时，利用自己现有的社会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恫吓、虚假承诺、欺骗等不法手段，以达到给患者象征性补偿，明显袒护直接责任人使其规避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处罚的“象征性”担责原则，第三种是医院本着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给患者造成多大的损失就赔偿多少损失，对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其过错程度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的“实际担责”原则。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也有三种心态即，站在承担责任的角度考虑，一种是经济上的“补偿型”担责原则，一种是经济上的“获利性”担责原则，第三种即为让有过错的医院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根据医护人员的过错程度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实际型”担责原则。发生的每一期医患纠纷，医院无论过错大小，给患者造成的伤害既有经济方面的损失，又有精神方面的伤害。在医患纠纷中，较轻的医疗伤害使患者要忍受由于医院处理不当给他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和巨大的精神上的伤害，有的精神上的痛苦会伴随患者终生，重的医疗伤害会给患者造成终身残疾，有的甚至丧失生命。患者无论受到是哪一种伤害，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患者一人，还有患者的家属。由于患者在医疗伤害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永远都是受害者，患者利用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及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了解而提出“象征型”经济补偿，或者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欠缺在发生医疗伤害后，出现的心理不平衡的报复心态，要求医院作出远远超出当地生活标准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的“获利型”赔偿。对于由于医疗伤害致人死亡的适当高于当地生活标准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在患者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患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雇佣“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医闹”迫使医方就范，或者患者家属通过上访的渠道向医方施加压力，患者的不得已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也是医院或医患纠纷处理部门不能秉公处理而带来的后果。第三种是根据医方的过错程度在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进行填补式的赔偿外同时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直至开除公职，对于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医疗事故罪或非法行医罪的刑事责任的“实际型”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双方可以通过和解、调解、诉讼的办法解决，可是在双方的和解中，只有医院的象征性补偿与患者的补偿型的心态相对应双方才有达成一致的赔偿协议的基础，双方的其他心态的组合而达到和解的结果，司法实践中无一成功的案例予以佐证。而医疗事故的处理机关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无论是和解还是调解都是以受害人的让步为前提，这本来就是受害人权利的损害，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中，事实上又往往明显的偏袒医院，这样患者的权利在诉讼之前的和解及调解阶段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有医患纠纷的处理机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公平处理，真正做到秉公执法，才能是患者信服，医患纠纷才能得到及时解决。
三、处理医患纠纷的渠道和方法：
通过上述的分析，医患纠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社会原因和现实的条件，社会是在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人们也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变得成熟，我们应当能够正视这种现象。
（1）在医疗机构的设立、医院的资质、医护人员的职称评定、医护人员的资格考录等行政许可方面，卫生行政部门要采取坚强有效的措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防止鱼龙混杂
针对医患纠纷的存在，在医患纠纷发生之前，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院的设立方面的审批、医院的资质、规模、医士资格、护士资格考录，医士、护士人员的配备，医疗器材配置，医生护士的职称评定等方面严格把关，用制度管人，用制度办事，坚决杜绝制度外暗箱操作和工作人员的变通做法，各方面制度制定时要民主，要科学，并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对于拥有行政许可大权的卫生行政部门首长和部门领导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换法的、权钱交易的违规违法行为，一旦发现轻则给与行政处分重则予以撤职，触犯刑律的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不断加大违法违规人员的违规违法成本，取消行政首长的一支笔制度。在行政许可方面实行流水作业的方式，并且各个环节相互衔接和彼此监督，采取、推广并逐渐扩大和认真落实公示制度，用制度约束行政首长和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严厉打击社会上广泛存在，而被某些所谓有门路的人屡试不爽的“潜规则。”
（2）在医疗机构的管理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动态管理方式，注重医护人员的医德建设，提高医护人员的责任心，把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一国两制”理论的国际法意义
倪学伟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深感它不仅是统一祖国的伟大理论，而且还突破了原有的国际法理论范围，是近年来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指导国际法的实践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一国两制”理论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在近代国际法中，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主要模式就是战争。近代国际法包括“平时法”和“战争法”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国际法的初期，“战争法”的地位远远高于“平时法”。近代国际法标榜国家拥有“战争权”，国家可以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或方法。哪个国家打赢了战争，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正义”、“真理”，就有权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战败国只能俯首称臣，百依百顺，最后沦落为附庸国、被保护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就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者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今天的国际和平得之不易，弥足珍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每个国家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解决争端的和平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人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邓小平 “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二、“一国两制”理论赋予了和平共处原则新的时代定义
列宁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一种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其基本涵义是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以前时期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1954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原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原则），同时又赋予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原则）新的时代意义，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原则，不仅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且同时又敦促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更要和平共处，以实现国家之间和平地共存，和平地友好往来，和平地解决争端，从而使和平共处原则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和平共处原则已经超越了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方针、政策的范畴，成为指导所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适用于现代国际法的一切效力范围，构成现代国际法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核心。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在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同时，也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使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
三、“一国两制”理论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中国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和主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它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不能被非法地分割和限制，也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针对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页）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有关割让和强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英国从来不曾在法律上合法地拥有过香港的主权。因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的移交绝不可能是主权的移交，中国方面是正义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英国则是把香港交还给中国。
“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同时香港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凡属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整体利益范围内的事务不得“自治”。具体说来，就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除此之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如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文化、体育等领域，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享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本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基于台湾的特殊现实状况，台湾除了享有与港、澳地区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外，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统一后的台湾不享有外交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总之，按照“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后，港、澳、台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独立权和终审权，但这些权力并不是港、澳、台地区所固有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基于主权而自动产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的，且都不拥有外交权，不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因此港、澳、台地区不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港、澳、台地区拥有的权力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是一种主权权力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表明，“一国两制”下的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同时又带有复合制国家的某些特征。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受到非法的限制或分割，在国际法上，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中国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具有完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