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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的最好认定者

吴凯


摘要：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还是一种金融创新，在我国政府主导金融创新模式下，监管部门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肯定要求尽可能降低其风险，这就会与尽可能追求利润的市场主体产生冲突。从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监管部门为降低风险而对证券化交易做出了一些要求，但这些要求是否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风险是有疑问的。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资产证券化交易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而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会面临哪些法律上的风险还是不确定的。在这种金融创新活动起步的阶段，一味地强调交易的安全性，可能会束缚其活力。
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金融一直是一个发展变化的领域。变化的目的包括为各种企业创造加速现金循环的灵活机制，运用各种商业资产为加速资金循环提供支撑，创造各种交易结构来满足资金提供者的要求和企业融资目标。从最早的抵押担保融资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应收账款转让，这些持续的探索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资产证券化这一新型的融资方式。
资产证券化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积极的开展。从数量上看，在美国资产证券化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国债数额及公司债数额，成为第一大市场 ；从发展速度上看，欧洲从1987年首次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 Securitization，MBS）以来，市场每年平均增长61%。 从范围来看，现在除了欧美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及南非等国资产证券化也有大规模开展。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通过了资产证券化方面的专门立法来促进资产证券化在本国的发展。如台湾地区在2002年通过了《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
二、资产证券化的优势。资产证券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发展，原因就是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它具有独特的优势，能为参与者带来诸多方面的利益。
（一）从融资者的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能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证券化融资成本反映在投资者愿意购买的由SPV发行的证券的利率上。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如果利率低于它以其他方式直接融资的成本，则证券化对于这家公司则是有吸引力的。而证券化的功能之一就是把公司的资产（通常表现为应收款）与公司整体风险隔离开来，（再加上信用增级）使这部分资产获得比公司本身更高的信用评级，从而使依托其发行的证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被资本市场所接受。这对那些风险评级较低的公司可能好处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公司如果不采取资产证券化这种模式，根本就不具备发行证券的资格。此外，资产证券化还能够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得应收款的转让被视为销售，这样一来发起人的债权就从资产负债表上消除，而获得的现金也不体现为负债。这为公司管理资产负债提供了灵活的手段，这一点对于银行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银行的贷款规模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而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将有风险的资产变为自有资本的途径，能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扩大经营规模。资产证券化对于融资者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扩大了可融资资产的范围，从现有实践来看，包括不良资产及未来发生的应收款都可以成为资产证券化的对象。资产证券化对于融资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好处，比如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分散风险，改善收入来源等等。
（二）对于投资者来说，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低风险、收益稳定的投资产品；随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创新，资产证券化还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对时限、额度、风险的不同偏好，让不同投资者承担不同风险，从而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三）而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与衍生金融产品一样“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的规模，而是因为它发展了一种新的理解、测试和管理金融风险的方式。传统上混合在一起的风险能够被梳理并各自单独管理，从而更有效率”。 而衍生金融产品在具有规避和分散风险功能的同时，由于其自身的虚拟性质及对投机的刺激作用，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风险监管是一种严重挑战。相比之下，资产证券化则有实际的资产作为依托，衍生金融产品所具有的副作用并不明显。而分散风险对于现代金融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其内核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其核心功能是不同的，现代金融本质的内涵是转移风险。金融是一种分散风险、转移风险的机制，它的核心功能是为整个经济体系创造一种动态的风险传递机能。任何对金融的理解如果离开了转移风险这一点，就没有真正理解现代金融。” 此外，由于现在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使得持有金融产品的风险很大，因此，持有者对金融产品的流动性要求越来越高，而资产证券化正是一种有效增强资产流动性的途径。资产证券化的广泛开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三、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确定风险。作为一种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之所以具有以上独特优势，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实现了信用保证的革命性转变：“它把信用保证具体落实在信用因素最客观的部分，改变了传统信用制度的信用基础。” “资产证券化是在债权逐步摆脱身份色彩而实现独立财产化的过程中，把具有流通性的证券与作为信用手段的物的担保较完美的结合的产物”。 抵押担保、保理等融资手段主要依靠融资者的整体信用基础，包括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信息获取成本及监管成本都很高，变动性因素多，风险难以确定。而资产证券化通过制度安排将部分资产与融资主体的风险隔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该项资产的收益情况与融资者的信用状况无关。此时债权的实现就只是与资产本身的性质相关。这样一来，信用保证就建立在风险确定更为容易的客观资产之上，从而具有其他融资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的实现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信息的收集、存储及分析成为可能，对资产池中的资产在未来的风险确定，通常是通过对历史资料收集分析做出的预测。这在银行住房贷款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作用非常明显。正是这种风险的确定性使得投资者愿意以较低的利率去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从而使得融资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正是这种风险的客观确定性，降低了对投机冲动的刺激，从而使得资金真正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优化了资源配置。
而之所以能够实现信用基础的客观化，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做到了风险隔离，也就是将融资者（发起人）的风险与拟证券化的资产相互隔离，从而使资产的风险容易被确定。在实践中，资产证券化通常由一系列交易构成，而这一系列交易安排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实现风险隔离，进而使风险相对确定。
三、如何实现风险隔离。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风险隔离主要指的是法律上的风险隔离。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模式是发起人将自己的一部分资产（通常是应收款）转让出去，再以这部分资产为依托发行证券进行融资。所谓的风险隔离就是要使应收款的转让在法律上具有确定性，不存在被否定的风险。
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实现风险隔离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如在美国，其《破产法》中“实体合并”（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 的规定而且将判断的权力作为一项“衡平权力”（equity powers）授予法院，使得美国的破产法院拥有广泛的衡平权力，实践中也出现过法院否定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资产转让的“出售”性质的案例。 这使得“破产隔离”的确定性对其资产证券化交易特别重要。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交易安排就非常注重“破产隔离”，而这就要求应收款的转让有效地从原始权益人手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要求做到所谓的“真实销售”。原始权益人向SPV（特殊目的机构）进行的应收款转让是否构成真实销售，美国司法实践已经发展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察标准。这些因素包括：1、追索权，通常对于所转让的资产，一般资产证券化交易安排中都会约定原始权益人要承担相应的资产质量保证责任，对于不符合约定的债权，SPV有权向原始权益人要求替换。实践中，SPV对原始权益人追索权程度越高，法院认定真实出售的可能性越低；2、保有权利和对剩余享有的权利，一些法院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协定：就是一旦受让人收回的投资超过一个商定的收益值，转让人有权获得商定收益值的回收款部分，那么就表明这是一个有担保的贷款，而不是真实销售；3、价格机制，应收款定价如果是与某项利率指标挂钩，则表明是担保贷款，而如果价格是以确定的折扣来确定，并且不再变动，那么较容易被认定为真实销售；4、账款的管理和收集，应收账款的管理和控制也会是法院区分担保贷款还是真实出售时考虑的因素。如果是真实出售，受让人应有权控制账款的回收。此外，交易文件本身的用语也会成为考虑的因素。而我国的《破产法》中没有“实质合并”的概念，也没有类似的规定。相关的规定有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也就是说应收款的转让价格如果合理，资产证券化交易就不会受到破产法的影响。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所有支持真实销售的因素都被满足的情况是很少有的。这里需要进行一种平衡，就真实销售这一目标与原始权益人和投资者其他目标进行权衡。而这种平衡关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权益人信用的好坏。对于一个投资达到投资信用级别的原始权益人，投资者如果一味坚持交易要达到破产隔离的真实销售可能并不明智；而在原始权益人陷于困境或经营状况不佳时，强调真实销售就非常必要了。
四、我国的实践。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已经有了实践。除了冠以资产证券化之名的国开行和建行的以银行贷款债权为依托的证券化外，还有各证券公司开展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名的资产证券化。由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交易的参与各方还是监管机构都缺乏经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创新活动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资产证券化交易活动是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产生发展的，其交易模式也是以市场需求为引导进行设计的。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否进入市场，取决于投资者是否认为其有利可图。而我国的金融产品创新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何设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进入市场，都是由监管部门说了算。但由于资产证券化这种新的金融产品会面临什么样的市场及法律上的风险，在缺乏实践验证的情况下是很难预料的。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当然会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目前在企业资产证券化方面，证监会要求各证券公司在交易结构上应该做到“真实销售”。但实践中各企业应收款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而各方面对于“真实销售”又没有一个较明确的验证标准，导致在具体交易结构设计上参与者比较迷茫。
五、结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是一种金融创新，在其起步阶段持审慎的态度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对这一产品的内涵有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其可能存在的风险。“真实销售”只是在美国法律环境下风险隔离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在我国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同，强调“真实销售”可能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从各国实践来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购买者大多是机构投资者，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产证券化交易本身结构复杂，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难以为个体投资者认识。而我国目前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也只是在深沪两市的大宗交易市场上市，交易额要求至少100万元。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会认真考虑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收益，有利可图他们才会去购买，这本身就是对这一金融新产品风险的控制手段。总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核心就是其风险的确定性，而实现这种确定性，没有单一的途径。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是否合理，最好的检验者应该是市场。

宪法价值冲突的原因
本文作者：丛彦国

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原因究竟有哪些，则因视角的不同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宪法价值冲突的原因包括主体原因、社会原因与其他原因。

一、宪法价值冲突的主体原因
从宪法价值冲突的主体方面来考察，应该认为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都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
（一）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元性
宪法价值主体相当广泛，公民、国家、国家机关、民族、政党、利益集团等都是宪法价值主体。而国家机关中又包括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从宪法实践的角度看，宪法价值主体包括着宪法的制定主体、修改主体、宪法的适用主体、宪法的遵守主体、宪法的监督主体等。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必然导致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宪法价值冲突的产生就难以避免。
宪法价值的主体并不只是静态的，他们除了有静态的角色分配以外，还有动态的角色变换。宪法的制定主体、修改主体、适用主体、遵守主体、监督主体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别。价值主体社会角色的变换也是价值主体多元性的重要表现。它们可以使同一主体因不同的角色而产生自身的宪法价值冲突或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宪法价值冲突。
（二）宪法价值主体的多样性
宪法价值主体的多样性源于宪法关系主体的多样性，宪法关系主体主要包括公民、国家与其他主体。其中公民又包括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与完全行为能力人；国家在宪法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更多的是通过具体的国家机关来表现的，而这些国家机关又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其他主体主要有政党、社会团体、民族，等等。此外，外国人、无国籍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宪法关系的主体。[1]
这些宪法关系主体中包含着不同的群体与个体，群体中的每一个单元都有各自不完全相同的规模、范围、大小、级别、类别、地位、作用、性质、隶属、构成，等等；个体中的每一个单元都有不尽相同的经济收入、心理状态、政治态度以及性别、年龄、出身、道德、文化，等等。不同的宪法关系主体、宪法价值主体拥有不同的价值愿望、价值要求、价值标准和价值满足感，这就必然导致在宪法价值上的相互矛盾与冲突。
（三）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层次性
根据不同的划分方法，可以将宪法价值主体化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就包括阶级与阶层的划分。就阶级与阶层方面来说，属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宪法价值主体具有不同的宪法价值观念，因此，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层次性也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法国，是由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受理行政案件，普通法院只受理民事与刑事案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阶级、阶层的对立。在法国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政府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政策也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封建阶级控制着法院，因此法院与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对立情况。大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为了制止司法部门对行政的抵制，他们制定相关法律，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导致日后建立了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2]可见，在法国行政法院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导致了相互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

二、宪法价值冲突的社会原因
宪法价值冲突的形成也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具体而言，社会需要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与社会条件方面的原因都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需要方面的原因
社会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整体，这些人包括人的个体与人的群体。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同一个群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以及不同的境况下也会有不同的需要。而且一个人、一个群体也还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情况下存在多种需要。人的需要的多元化决定了受人的需要制约与影响的宪法价值观念必然是多元的。多元的宪法价值观念体现在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宪法适用、宪法遵守、宪法监督等的各个环节上，就必然表现为宪法价值之间的各种冲突。
例如，“徐高案”。1999年7月1日，徐高携家人在北京燕莎中心凯宾斯基饭店东花园休息等待用餐事，该饭店保安人员以他为非住店客人为由，让他离开。次日，徐高发现该饭店东花园南小门竖有一块仅以中文书写“仅供住店客人使用”的牌子，便与燕莎中心交涉。之后，他以保安人员的行为是对其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侵害，东花园以中文书写的牌子侵犯了其民族自尊心为由，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北京燕莎中心赔偿其精神损失5000元（后改为5万元），在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并退回当日用餐时收取的服务费56元。[3]在该案中，原告徐高作为消费者有维护其自身人格尊严、民族自尊心等的价值追求，而被告北京燕莎中心作为经营者有维护其自身经营管理权等的价值追求，二者之间的这种价值冲突就是由于双方社会需要的差异造成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
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社会生活，都可以看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广泛复杂的。从社会生活的主体看，有个人生活、集体生活或群体生活；从社会生活的内容看，有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或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等。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变化、人际交往的频繁而逐步发展，越来越广泛复杂。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构成了宪法价值冲突的先决条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们，对宪法价值的认识、理解、愿望、要求等就必然会形形色色，甚至截然相反。因此，人们在宪法上的价值冲突就会必然产生。
例如，“钢琴噪音案”。1993年，退休职工司徒阳搬进昆明市政小区一幢居民楼后，带来了两架立式钢琴，她除了自己弹琴外，还向外招收学生进行教学活动。每天早上9点，钢琴声准时响起，除了中午一小段时间外，琴声持续不停，直到深夜。居民们反映：我们大部分年龄在50岁左右，子女多数在校读书，需要安静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长期的琴声严重地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休息和学习，给我们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邻居与司徒阳的矛盾越来越大。2001年4月，住户中的4户代表终于用一纸诉状将司徒阳告上了法庭，在诉讼请求中，住们要求司徒阳“停止钢琴声造成的干扰及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每户200元。”[4]在此案中，原被告双方都有着自己的社会生活，原告方认为他们应当享有安静的生活，而不应受到别人作息时间的影响；而被告认为，自己应当享有自由娱乐的生活，所以自己并无不当。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由于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给人们造成的价值冲突。
（三）社会条件方面的原因
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宪法价值观念，从而产生宪法价值冲突现象。例如，“英美社会历史悠久并一脉相承的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育成并体现为其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和法治的原则与制度，并反过来促进了这些原则和制度的实现暨宪政的生成。”[5]这里所谈及的“宪政基因”是指“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能够引起宪政产生并决定宪政基本性质的某些基本的社会因素”[6]而这些“社会因素”就应当是指宪政生成的社会条件，也是宪政价值观念形成的社会条件，这其中包括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两大方面。由于英国、美国具备这种社会条件，所以才有他们的宪政价值观念；而一些国家由于缺少这些社会条件，所以他们缺少宪政价值观念或者存在与宪政价值观念完全相对立的价值观念。
同时，社会条件的变化也会引起宪法价值冲突，这可能是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的发展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社会主体的迁徙、流动所导致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进行的。社会条件的多重性与变化性，以及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都可能导致宪法上的价值冲突。

三、宪法价值冲突的其他原因
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除了上面所论及的主体原因与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历史、文化、道德、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宪法价值冲突可能因此而得以产生。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宪法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宪法明确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俄罗斯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国家开始走向真正的联邦制国家，这使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俄罗斯中央历来都对于地方享有高度的集权，但是在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与议会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普京执政后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7]因此，由于历史的原因，使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与冲突紧张化。从宪法价值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宪法上的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而这一冲突的产生或激化更多的是由于俄罗斯的历史巨变造成的。

四、结语
本章共分四个部分，每部分分别介绍了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一个原因。第一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主体原因，宪法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都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第二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社会原因，社会需要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和社会条件的多重性与变化性也是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其他原因，宪法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很多，除了主体原因、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历史、文化、道德、宗教、习俗、法律观念、社会意识等其他方面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相宏，完珉，任俊琳．宪法学基本原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93-94
[2]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51-552
[3] 林?矗??窕?救巳ǚ?芍贫妊芯浚?本?罕本┐笱С霭嫔纾?006：678
[4] 刘作翔．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法学，2002（3）：76
[5] 钱福臣．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法学研究，2002（5）：134
[6] 钱福臣．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法学研究，2000（5）：120
[7] 刘春萍，赵微．当代俄罗斯法学通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9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