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公告2009年第72号 公布《2010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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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江门市工业项目用地准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府办［2011］10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江门市工业项目用地准入管理暂行办法》业经市政府十三届八十二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国土资源局反映。


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江门市工业项目用地准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对新增用地工业项目的准入和监管，切实提高引进工业项目的质量和水平，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江门高新区、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及全市各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所有新增国有工业用地项目，实行准入管理。本办法所称的准入管理包括工业用地招拍挂前投资项目的准入评审和准入项目的前期、实施、竣工、达产等过程的管理。

第三章　准入评价

第三条　工业项目准入评价办法。

工业项目同时具备以下准入基本条件的，获得基准分60分，再根据加分项目进行评价，最后得出准入评价综合得分，综合得分100分及以上的为重点支持类项目，得分80分至99分的为支持发展类项目，低于80分的为规范引导类项目。得分较高者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不达到准入基本条件的，不能参与项目用地竞投，不予发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予立项、不予办理环评、报建手续。对达不到准入基本条件的配套企业、中小企业，各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应引导其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或租用标准厂房进行生产建设。

第四条　工业项目准入基本条件。

一、产业定位：工业投资项目必须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及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

二、用地创税率：江门高新区，15万元/亩·年；蓬江区、江海区其他区域、新会区会城地区及省级经济开发区，12万元/亩·年；各市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新会区各农村镇，10万元/亩·年。

三、投资规模：江门高新区，项目实际投资额3000万元（或等值外币，下同）以上；蓬江区、江海区其他区域、新会区会城地区及省级经济开发区，项目实际投资额2000万元以上；各市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新会区各农村镇，项目实际投资额1500万元以上（边角地和增资扩产所需土地除外）。

四、投资强度：江门高新区，250万元/亩以上；蓬江区、江海区其他区域、新会区会城地区及省级经济开发区，200万元/亩以上；各市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新会区各农村镇，150万元/亩以上。

五、容积率：项目用地容积率不低于1.0（特殊行业报市规委会另定）。

六、环保要求：项目准入必须符合区域（园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其批准文件的要求，符合清洁生产原则，其污染物必须达标排放并满足总量控制和区域环境质量要求。

七、注册登记：准入项目须在江门市辖区范围内进行工商登记并以一般纳税人进行税务登记注册及统计备案。

八、禁止性条件：

1.凡列入国家《禁止用地项目目录》的项目或者采用所列工艺技术、装备的项目；

2.不符合《限制用地项目目录》要求的项目；

3.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不符合我市环境保护规划、生态市建设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的项目。

4.安全生产不达标的一票否决。

第五条　加分项目（共70分）。

　一、产业定位（共10分）：

1.项目属列入国家或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项目的加10分。

2.项目属《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江门市工业产业布局与发展规划（2010-2020年）》及其他省市产业规划中主导产业的，加5分。

3.项目属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及《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年本）》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的，加3分。

4.项目属产业链重要环节的，加2分。

除第1项外，后3项加分可累加。

二、投资规模（共5分）：在符合准入基本条件的基础上，项目实际投资额每增加5000万元的，加1分。

三、投资强度（共5分）：在符合准入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每增加20万元/亩的，加1分。

四、产出效益（共10分）：用地创税率在符合准入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每增加2万元/亩的，加1分（封顶5分）；项目达产后年创税额在300万元的基础上，每增加500万元的，加1分（封顶5分）。

五、容积率（共10分）：在符合准入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容积率每提高0.05的，加1分。

六、科技水平（共10分）：项目投资方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加3分；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以上的，加3分，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或先进的，加2分，技术水平达到省内领先或先进的加1分；拥有省级以上研发中心的，加2分，拥有市级及以下研发中心的，加1分；拥有发明专利的，加2分，拥有专利的，加1分。

七、能耗水平（共5分）：项目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低于上年度江门市规模以上工业单位产值综合能耗90%以上（含90%）的，加5分；低于90%-70%（含70%）的，加4分；低于70%-50%（含50%）的，加3分；低于50%-30%（含30%）的，加2分；低于30%-10%（含10%）的，加1分。

八、品牌效益（共5分）：项目投资者为世界500强企业，世界著名跨国企业或大型中央企业的，加5分；项目投资者为上市公司、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省直属企业，或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出口免验资格、省（市）政府质量奖的企业，加4分；项目列入广东省现代产业500强、或项目投资者为省内产业龙头企业、或拥有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著名商标企业的，加3分；项目列入江门现代产业100强或投资者为其他地级市产业龙头企业的，加2分。

九、履约保证金（共10分）：对交纳履约保证金的项目予以加分，交纳1万元/亩的，加1分，每增加1万元/亩的，加1分。

第六条　达到准入基本条件并具备下列鼓励性条件之一的项目，由属地市（区）人民政府申请，经江门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可作个案处理。

一、项目为世界500强企业，世界著名跨国企业或大型中央企业。

二、项目投资规模达到10亿元以上。

三、能够改善区域产业形象、提升产业层次，对产业发展起关键性带动作用的项目。

第四章　审批管理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内的各市、区政府应成立由经济和信息化、外经贸、国土资源、发展改革、环保等部门组成的工业项目准入评审小组，对拟竞买土地的投资企业或个人进行评审工作。各省级以上工业园区由园区管委会自行组成评审小组并进行评审工作。

第八条　工业项目用地准入实施程序。

一、项目引进单位或项目意向投资者向属地工业项目准入评审小组提出申请，提交工业项目投资承诺书、项目可行性报告或投资计划书等资料。评审小组各成员应在10个工作日内根据各自职能对申请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并联合出具书面评审意见。

二、项目属地国土资源部门根据工业项目准入基本条件和相关评审意见拟定出让地块的出让条件，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

三、国土资源部门根据政府批准的出让条件委托当地政府土地交易机构对地块进行公开出让。

四、土地交易中心受理委托后，制定并发布出让公告，公告期为20天，报价时间为不少于14个工作日（含12个工作日的报名时间）。

五、其他项目意向投资者可在地块出让公告发布之日起（或前）向属地工业项目准入评审小组提出准入评审申请。评审小组不得拒绝对申请者提出的项目进行评审。

六、项目意向投资者应持工业项目准入评审小组出具的评审结论报名参与竞投。未经属地工业项目准入评审小组评审或评审结论不达标的项目意向投资者，不能参与报名竞投土地。

第九条　项目投资者必须在取得土地后与属地一级政府或园区管委会签订项目评审时约定的投资协议（可由各市、区政府指定招商部门代签）。投资协议应清晰列明项目的开竣工期限、投资强度、容积率、投入产出、安全、环保、能源消耗、违约责任和赔偿标准等事项，作为日后监督管理的依据。

第五章　后续监管

第十条　市政府成立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的工业项目后续监管工作小组（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市发展改革局、市科技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外经贸局、市城乡规划局、市工商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部门。监管工作小组不定期对各市、区和省级以上工业园区的新增工业项目用地情况、项目建设进度、投入产出情况等进行抽检、督查，对各地项目准入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定期对各市、区和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工业用地创税率、环保节能等情况进行考核。监管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日常事务。

第十一条　监管工作小组组织制定后续监管工作方案。明确对新增工业项目是否依投资协议投资项目、投资强度是否达到承诺、容积率是否达到要求、用地创税率是否达到要求、是否依承诺或要求的时间动工竣工、环保节能等承诺是否落实的检查监管办法和责任部门。各市、区政府和省级以上工业园区要建立工业项目用地管理台帐，加强动态监管，督促土地受让人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开发利用土地。

第十二条　严格落实合同约定事项。项目未如期达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条件的，各市（区）政府、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及相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按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一、受让人未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支付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受让人赔偿损失，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和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二、受让人未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当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该宗土地出让价款总额0.3‰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三、受让人未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含分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当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该宗土地出让价款总额0.3‰的违约金。

四、受让人未按期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出让人可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五、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未达到合同（或投资协议）约定的，出让人可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指标的比例，要求受让人支付相当于同比例土地出让价款的违约金，并可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六、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低于合同约定标准的，出让人可以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最低标准的比例，要求受让人支付相当于同比例土地出让价款的违约金，并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七、工业建设项目的绿地率、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例、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等任何一项指标超过合同约定标准的，受让人应当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10%的违约金，并自行拆除相应的绿化和建筑设施。

八、用地创税率未达到合同（或投资协议）约定标准的，出让人可以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用地创税率指标的比例，要求受让人支付相当于同比例土地出让价款的违约金，并可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第十三条　加大对违约项目的处罚。项目投资规模、投资强度、容积率、用地创税率、能耗水平等主要指标不能按期达到合同约定的，三年内不得享受地方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已获得的扶持资金由相关部门予以追回；国土资源部门一律不再受理其新增用地申请；供电部门将根据属地政府的决定，暂停受理增容项目；诚信管理部门记入企业信用报告。国土资源、环保、税务、工商、供电、金融监管等部门将其列为重点监控对象，按监管工作小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监管信息。

第十四条　建立项目准入评价情况报送制度。各市、区工业项目评审小组按季度向监管工作小组办公室报送本季度项目准入评价情况、各项目动工建设情况、产出情况、项目履约保证金管理情况等。监管工作小组成员单位根据项目准入评价要求，结合部门职能，按季度向监管工作小组办公室报送本季度项目的建设、投资、产出等信息。监管工作小组办公室将相关信息汇总并抄送各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根据汇总信息加强对项目的日常监管。

第十五条　监督与考核。监管工作小组每半年一次对各市、区用地情况和项目准入评价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各市、区和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全部工业用地创税率、环保节能等情况进行考核，形成检查考核工作报告上报市政府审定，由市政府发文通报。建立工业用地指标与用地效益挂钩制度。当期项目按期开工完工率低、工业用地创税率提升慢、综合效益差的市、区，相应减少下一期用地指标；当年项目按期开工完工率高、工业用地创税率提升快、土地综合效益好的市、区，实行用地指标倾斜。无客观理由出现新闲置、空闲土地的，在收回用地或促进开（复）工前，原则上不安排用地指标。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4月1日起实施，暂行两年。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各市、区和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可结合本办法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名词解释：

1.用地创税率：创税额÷项目总用地面积。其中，“项目总用地面积”指项目购买土地的总面积，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中的红线图面积；“创税额”指项目达产（项目在基建竣工后，必须在6个月内投产，投产两年后达产）当年税收实现数（含生产性企业自营进出口产品免、抵、调库部分），不包括政策性减免、退税等税收优惠数额和由税务机关稽查补税所发生的纳税额。

2.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项目总用地面积。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购地、建厂、添置设备等，不包括流动资金。

3.建筑容积率：总建筑面积÷项目总用地面积。其中，层高8米以上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厂房及仓库，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


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

屈振辉


【摘 要】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具有重大的补足作用。本文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环境德治 环境法治 伦理缺失 实现途径 双重和谐

法治本是法学领域里经久不息的话题，但人们在探讨法治时又常常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就法治最初的涵义而言，其中就已包含了伦理道德的意涵：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即法治是“普遍守法”和“遵守良法”结合。“良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本身就蕴含了道德的追求[2]”。环境法治作为抽象法治理念在环境法领域内的具体化，亦不可避免地与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某些相关性。特别是现代环境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伦理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源流关系，环境法治问题因此也带上了更为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内核[3]”。在法学界高度关注环境法治的同时，伦理学界也提出了环境德治的问题。“德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不仅在于德治与法治的共存，也在于德治对法治的重大补足作用[4]”。本文从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的补足作用入手，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一、现代环境问题的法治与德治
法治和德治是众多社会治理模式中最为基本的两种方式。然而在解决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时，人们却非常注重前者而往往忽略了后者。其实，依法治理环境问题存在着诸多局限，而这些局限恰能通过环境德治加以弥补，因而在日益注重环境法制建设的今天，环境德治也同样不可或缺。理想的环境问题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法同治”。
（一）依法治理环境问题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法律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里最为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这些局限在环境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广泛性是环境法的一个突出特点[5]”，它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调整范围和涉及主体等方面；而法对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环境法再完备也不可能将社会中与环境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概无余。再如“环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突出特征，即较多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6]”，这就对环境法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其实施所需人员、精神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环境法的作用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更何况无论是就世界还是就中国而言，环境法都属于不甚发达、完善的新兴法律部门。这就决定了仅靠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是极不现实的，环境法治的局限需要其它社会调整方式来弥补。
（二）环境问题同样需要以德治理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它实际上是人际利益冲突与矛盾在人与自然领域里的体现。“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7]”，利益是道德的产生根源与存在基础。当今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人甚至整个人类为谋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后代人、其它非人类存在物甚至整个自然及的利益。而环境伦理以道德教化的形式劝导人们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其目的在于以非强制手段规范人之行为并进而平衡环境利益。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而非调惟一方式，它的不足必然由其它社会调整方式补足。概括言之，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补足作用主要体现在节约环境治理的成本，以自律方式实现环境道德的约束、调节和激励功能以及环境道德的可普遍化等三方面[8]。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并非仅是互补关系，在后者许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可时常见到前者的身影。由此可见，环境伦理是比环境法更为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尽管它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
（三）德法合治：理想治理的模式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且极其复杂，仅单靠环境伦理抑或是环境法往往难以奏效。既然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都是不完整的，那么只能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德法合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有理论渊源又有现实依据。庞德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三大手段，即使法律已成为了现代社会首要且最终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但它仍离不开其它手段的支持。“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9]”。但“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不仅是因为道德与法的不可分割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10]”。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意文化的发达使得人们选择了以法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德并举的社会控制模式才是我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11]”。况且，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更凸现了其重要性。
二、现行环境法治中的伦理缺失
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即法律应当具有道德性。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都必须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道德内容是为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所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12]”。在此笔者将研究的视野集中于现行法领域，试图找出其中的某些缺失以为今后的环境法制改革寻找方向。
（一）重技术规范，轻伦理规范
法律规范从社会学角度划分主要包括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伦理性规范“凭社会主体的简单常识和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而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13]”，而技术性规范却恰好与之相反。环境法是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环境科学交叉重叠的产物，“是一般法律规范和法律化的科学技术规范的综合体[14]”，其间包含了大量反映生态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环境法中的技术性规范主要表现在“由有关的国家机关颁布各种环境标准和其它技术性规程”，“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技术要求”，“在法律、法规中列出专门条款，对技术名词、术语进行法定解释”和“利用法律法规附件的形式规定技术要求”等方面[15]。综观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大多是对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16]”，这些规定大多是技术性的而非伦理性的。伦理性规范的缺失使得现行环境法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增加环境守法和环境执法的难度，规避、抗拒环境执法的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时有发生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二）重部门利益，轻社会利益
争夺部门利益是加剧我国环境问题的人为瓶颈，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上采取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导致了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中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17]”，用于具体操作的单行法律、法规制定权被交给了各部门。这原本是基于环境问题特殊性的考虑，但利益的存在使得各部门在立法中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要么争相规定、要么回避规定，不仅造成整个环境立法的状况混乱与资源浪费，而且由于其互相矛盾的规定，造成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重重；各部门在环境执法中，在利益驱使下，无限制地从抽象规则中推导出与己有利的具体规范，随心所欲地选择任意性规范，甚至对有的规定秘而不宣，故布陷阱[18]。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各部门高度重视自身利益、轻视甚至忽视社会利益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法律上的这种不足并没有得到道德上的补足。我国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道德问题至今仍令人堪忧，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甚至可能还没到达一般部门的普遍水平。究其根本原因，这恐怕不仅是行政道德缺失所致，更是环境道德缺失所致。
（三）重法律强制，轻道德自律
不可否认，依靠外在强制抑或是内在自律的确是德治与法治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德治对强制的放弃，更不意味着法治对自律的排除。“法律被遵守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的成员从信念上接受并在行为中体现法律所表达的价值。人们效忠规则是因为规则能够表达人们参与其中的共同目的，而不是靠强制实施所必然伴随的威胁[19]”。强制的存在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唯一原因，在强制被排除的大多数情形下，法律得以实施主要是源于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尊重与信仰法律是法治与德治的共同要求，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就现状而言，我国环境法的实施主要是依靠环境法中的强制规定和行使环境行政权。这不仅徒增了环境法的实施成本，更容易引起了人们的抵触与反感情绪，从而给环境法治的实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强调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但我国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却并未重视环境道德的教化作用。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乏丰富而深邃的环境伦理思想[20]，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也并非在中国没有得以传播，关键是我们没有将环境道德教化与推行环境法很好的结合起来。
三、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实现
法治是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想。法治蕴涵着人类对普遍的伦理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法治是极富伦理意涵和充满道德意蕴的概念，在法治构建中不可能也不应当排斥伦理道德的内容。
（一）促进环境法律的伦理化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是研究道德与法律互动关系的两大视角，前者主要是指将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主要是指对既存的法律加以伦理化的改造使之更富有伦理性。道德法律化是自然发生的客观历史进程，而法律道德化则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因而后者较之前者具有更高的层次。针对我国环境法存在的现实问题，对后者展开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实现环境法治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套体现环境正义，符合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正确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律[21]”，而我国现行的环境法似乎并未体现环境法治的上述要求。“环境法的困惑在于缺乏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22]”。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使环境法内化为更高的伦理权利与义务的过程，是使环境法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将人类的环境伦理理念内化为环境法的精神追求，从而使之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且更富人性化。
（二）执法司法注重道德考虑
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机关进行，执法因此成为了环境法实施领域里的关键问题，对此有学者将其系统的归纳为依据、环境、体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23]。这些固然是造成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但其间的道德缺失问题也不应为人们所忽略。环境执法领域里的道德缺失主要针对执法人员而言，既包括作为其职业道德的执法道德的缺失，也包括作为其个人道德的环境道德的缺失。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环境司法领域里。尽管“由于环境法是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律部门，司法处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很少，对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十分有限[24]”，但从西方经验和世界潮流来看，司法在环境纠纷解决领域大有替代执法的趋势。这对司法人员不仅提出了环境法律知识上的高要求，而且也提出了司法道德和环境道德上的高要求。要扭转环境执法不力的局面，加大环境司法处断的力度，对有关人员除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外，还必须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环境执、司法人员基本上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环境道德教育，因而环境道德意识极为淡薄。私德的欠缺很难保证公德的健全，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三）普法工作道德教化并重
环境意识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5]。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并不发达，他们普遍漠视环境问题、环境科学知识贫乏且消极对待环境保护活动，这给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带来了诸多困难。“目前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最大障碍，是全民的环境意识还不够高……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与此有关[26]”。要改变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必须将普及环境法律知识同进行环境道德教化结合起来。由于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等特点，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大，普及起来较为困难；而环境道德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小，普及起来较为容易。普及环境道德是实现环境德治的要件。“以德治环境，首先，是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接受并树立起人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把是否有利于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作为自身和他人行为善、恶的评判标准，并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和公民的主观道德评价，强化其内心信念，使热爱和保护环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心的自觉的活动[27]”。道德为法律的先导，普及环境道德应当成为普及环境法的基础。
四、和谐：现代环境法治的目标
法的价值取向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差异，法治的目标也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现代环境法治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仅是指人与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而且还包括人与自然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通过法治促进人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环境法治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环境法以实现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为最终关怀，和谐必然会成为整个环境法的主导精神[28]”。然而这种双重和谐却不能单纯只依靠法律实现，道德特别是环境伦理在其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生活方式也应当是生态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向人们传播的生活理念[29]”。环境伦理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将加深民众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解程度，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法治向纵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环境法治的构建应当德法并举，将环境道德建设置于与环境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99.
[2] 曹刚.法治和德治的边界[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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